以2021年修订以前的《兵役法》为例，其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性——现代性之下的各色思想都是对局部问题的回应，因而是不整全的，且有将自己普遍现实化的内在要求，从而构成了现代性政治思想理论不足和修正的恶性循环。那么，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更容易地成为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代表。

而在最后对于现代性的拯救中，他寄希望于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其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讨论了所谓的灵魂真理，即人的灵魂秩序。生存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符号话语后来通过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支配现代政治社会自我解释的观念符号集。[21]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57]因此，这样的一种历史进程的观念，就变成了朝圣的历程，生命的净化，是朝向一个目的的运动。

[23]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是有代表制的？形式上的代表和本质上的代表如何区分？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初级问题转向本质性问题。这些不同的真理就是社会的自我解释，代表了人对存在状态的某些维度的揭示。[18]桑德尔还以美国利用生长激素提高孩子身高为例，说明非要花一笔巨款让完全健康的孩子再长高几英寸不仅仅是父母对完美健康的要求，也是资本利益运行下的结果。

然而，新技术不能迅速普惠，技术红利可能带来新一轮的资源重新分配中的不均衡，在增强者和未增强者之间产生了新的身份差异，获得更长寿命、更强大体魄以及更多技能的人群可能对未获得者进行掠夺和歧视，进一步加深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公共健康、代际诉求应被作为防止侵犯平等权的内在限制加以促进。[32]刘长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与生命法学之证成》，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1期。[15]如此，机会均等的朴素追求将超越降生的偶然性，尤其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其获得了更多纠偏的手段。

此处的保护人民健康，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为国家对人民整体健康的保障，但它更多具有宣示意义。此外，我国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献血法》《执业医师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等十多部单行法律、四十多部行政法规和众多行政规章，但几部重要立法都是在出现较大公共卫生事件以后的回应型立法或被动型立法，存在价值错位、立法仓促、宣示意义大于规范意义等弊病。

超人类主义与尊严权也存在双重悖论：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运用技术促进了尊严的实现，加强了人的自主性，反抗了外在生理缺陷因素对人的尊严的侵蚀。这一技术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普惠所有同类疾病患者。[55]赵鹏：《生物医学研究伦理规制的法治化》，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37]P. M. Dupuy, ?Humanité, communauté et efficacité du droit?, in Humanité et droitinternational, mélanges René-Jean Dupuy, Paris, Pedone , 1991, p.137. [38]Catherine Le Bris, ?Transhumanisme et droits de l'homme: l'identité humaine et la protection de l'humanité?, Groupe de travail relatifàl'élaboration d'une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sur lepost/trans-humanisme(Working paper), Comité d'éthique des sciences de la Commission fran?aise pour l'UNESCO, sous la présidence de Christian Byk, Avril 2018. [39]Voir C. Le Bris, ?Humanité: des générations présentes aux générations futures?, in Résistance et résilience des Pactes internationaux de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à une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post-moderne, sous la direction de Sophie Grosbon, Paris, Pedone, 2018. [40]G. Nicolas, ?La Fraternité ou la recherche du socle de la cohésion sociale face aux avancées transhumanistes?, RGDM , n°75, 2020, p.217-232. [41]参见王蔚：《法律限制国家如何可能——莱昂·狄骥法学思想的理论脉络与方法变迁》，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5期。

究其原因，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行动范式，促使生命科学技术从将个体由疾病恢复到正常转变为塑造与增强生命本身，从而导致技术、政治、法律和道德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型生命政治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上述超人类主义促进平等的观点饱受以福山和桑德尔为代表的学者批判，这些批判观点逐渐形成生物保守主义对超人类主义的批评。1.完美健康的追求与平等权 在超人类主义下，完美健康能否平等实现存在双重悖论。增强型基因技术运用于对自主性的理解反过来会摧毁自主性本身，后代人具有的潜在人格受到限制，可能导致对人生意义自我理解的消解。

因此，在个人选择之外，对在胚胎上进行的基因组的干预，应具有集体利益的考虑范围。当父母单方选择或作出增强的决定时，存在侵犯潜在主体自主权的风险，也即完美婴儿的意志自始就可能不再是自由的，但恰恰正是自由意志构成了自主性本身以及法律责任的最重要的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提炼集体健康、代际健康等社会连带诉求，转化为立法，实现对现有技术的规制。例如，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因为得了罕见的渐冻人症，丧失了大部分的运动能力，只能用嘴和几根手指来操作键盘。

一方面，超人类主义可以被认为有利于鼓励个体对平等权的追求，协助个人逃脱基因的掌控。而这一本质，又是作为人的伦理自我理解的可能条件。刘铮：《人类增强可以作为道德义务吗？约翰·哈里斯人类增强进化论解析》，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法律与技术的关系成为法学研究者真正的关切：既不能阻却技术发展，也不能放任技术侵蚀人的固有权利。例如《生物安全法》第34条规定：国家加强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的安全管理，禁止从事危及公众健康、损害生物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等危害生物安全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9]例如马明、陈凡：《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12期。

[20] 在基因治疗发展为基因改进的大趋势下，富裕人群具有通过基因编辑变成超级人类的冲动，面对此类不平等的风险，法律规范需要调适。[42]法国1994年7月29日关于尊重人体的第94-653号法律以及关于捐赠和使用人体元素和产品、关于生育医疗援助和产前诊断的第94-654号法律。

[25]伴随科技发展，超人类主义逐步游走在瓦解人的主体性的边界，动摇现代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挑战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独特性地位。[12]陈景辉：《有理由支持基因改进吗？》，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摘要:  超人类主义作为一项较为有争论的新兴思潮，一直将健康权实现作为其发展的正当性依据之一：其拥护者认为遗传学和技术科学可以助推治疗医学转变为改良医学，直到达至个体完美健康。如果立法不作为，则该公民针对立法机构拥有健康保护请求权，主观权利获得了有效救济的渠道。

[5]健康首先是人的高度个体特征，还是生命的发展过程。[12]治疗无可厚非，但人类是否应该改良存在支持与反对的不同声音。例如，埃隆·马斯克在2020年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Neuralink项目实现脑机互动的最新发展。[11]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健康权的教义体系还没完全建立。

但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不再把上述行为作为自己独有的责任和义务，转而更加强调个体对自身健康、生命方式的责任承担，技术进步本身即使是善的也需要社会伦理规范校准。四、健康利益的整体演进以及健康权的再主观化 （一）立法修改吸纳社会选择：逐步放松对生物技术的限制 社会连带健康形成客观法，成为国家对科学技术规制权正当化的基础。

然而，个体与社会均有完美健康权的期待，例如，针对有个体生理缺陷不能怀孕的自然人个体，在治疗过程中运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可以同时对人类胚胎进行改良。[58] 注释: [1][英]尼克·波斯特洛姆：《超人类主义思想史》，孙云霏、王峰译，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4期。

其约束力不是来自政府的意愿，而是来自实证法对社会连带的尊重：立法者必须遵守客观法，人民作为主权者监督立法者将社会规范准确地转化为实证法。[4]超人类主义一开始被贴上超越人类局限，增加人的自然能力之标签，即精神和身体功能的改善使人类拥有更多的体力和智力手段，使人类摆脱与身体极限有关的某些限制，如走得更快。

[23]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之存在是一幅具有个体完整性（personal integrity）的图像，人类增强技术可能破坏或改变这幅图像。[29]Voir J. Allard, ? L'humanité, un concept juridique sans précédent ?? in Le droit saisi par le collectif, ss la dir.de T. Berns, Bruylant, Bruxelles, 2004, p.194 et s. [30]石佳友、刘忠炫：《人体基因编辑的多维度治理》，载《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1期。超人类主义的价值远远不是可以提升到重塑整个科学工业体系的意义。[28]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增强既约束了改良的范围，同时又提供了支持改良的致善主义理由，为立法与社会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靠的概念基础。

超人类主义者提倡平等地尊重和关怀每一个个体，让每个个体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则在《反对完美》一书中，具体讨论了几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带来的不平等，例如肌肉力量、记忆能力、身高以及性别选择的增强技术。

这两类受害人都有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陈景辉：《有理由支持基因改进吗？》，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修订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第1款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2.人类增强请求权的讨论 其一，有关个体自由处置身体请求权的问题。